超硬“核”！中国唯一，乐山新增一“国宝”级文物！

走进充满时代印记的博物馆大厅，已经老旧的仪器锈迹斑斑又寂静无声，三个关于核聚变的“重量级”实物装置陈列于此，它们分别是中国第一座“人造太阳”实验装置——“中国环流器一号”、国际热核聚变计划——ITER实验装置模型，以及“环流器新二号”的一个预制件。

环流器一号

  “博物馆建筑面积约1500平方米，共分为实验装置陈列区、主题板块、专题板块、党员初心室和核知识科普板块五个区域，其原址为乐山‘三线建设’工业遗址——‘中国环流器一号’的实验大厅。如今，我们在原有场馆的基础上，又收集了大量核聚变装置资料和珍贵历史文献。”中国核聚变博物馆馆长王相星告诉记者，就在如今的博物馆区域，诞生了中国第一座“人造太阳”实验装置，而就在这个装置上，科学家们又取得了500多项先进科技成果，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实现了受控核聚变由原理探索到实验研究的重大突破，让我国成功跻身世界核聚变研究前沿。

  在博物馆入口处的蓝色屏风上，几个球形分子式直观地展现出了核聚变的反应过程：借助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在超高温的条件下，发生原子核互相的聚合作用，生成较重的原子核氦和一个中子，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而这一能量的转换符合爱因斯坦著名的质能转换公式E=mc2。

核聚变实验装置

  “因为氘和氚在地球上大量存在，可以说一旦受控核聚变能顺利实现，人类面临的能源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中国环流器一号’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而诞生，它完全核聚变产生的核能相当于340升汽油燃烧后产生的热能，所以又被称为‘人造太阳’。”王相星介绍。

  “三线建设”开始后，一大批以阿拉伯数字为神秘代号的国防科研单位和工业企业纷纷入驻乐山，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受控核聚变”研究正式启程。

  1973年完成技术设计、1978年完成重要部件的实验、1981年开始组装主机、1984年9月我国第一座“人造太阳”实验装置——“中国环流器一号”运行成功……三线建设者们在没有图纸、没有技术、没有设备的条件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让我国核聚变事业从纯理论研究迈进了实验研究阶段。

  “如今，我国有了更先进的研究设备，‘中国环流器一号’已停止运行，归于寂静，但站立在它面前，凝望着主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我们仿佛能透过滚烫的等离子体，再度触摸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王相星感慨道。

奉献者：偏居一隅献芳华

  “新华社广州九日电 从美国归来的著名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和物理学家李整武在八日晚到达广州……”这是新华社在1955年报道钱学森和李整武同船回国消息中的一段文字，而正是文中这位李整武（后改名为李正武，以下皆称李正武）博士在乐山亲自指导完成了“中国环流器一号”的研制。

  李正武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物理系，1946年以留美公费生进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学习，1951年获博士学位，其后在美国主要从事轻原子核反应实验研究。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面临着美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我国开始成立研究所，并着手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就在那时，学有所成的李正武决心回国参与建设，然而他却同钱学森一样，遭到了美国当局的阻扰，甚至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后经多方努力交涉，李正武才同钱学森、何国柱、许国志等人同船返回祖国。

  回国后的李正武被安排在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不久便率先提出开展受控核聚变研究。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在一道炫目的光芒闪过之后，巨响传来，新疆罗布泊升起了中国人为之骄傲的蘑菇云。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在我国国防实力得到大增的同时，也增加了重要设施被其他国家实施打击的可能。为加强战备，按照“靠山、隐蔽、分散”原则的“三线建设”正式拉开帷幕。1969年底，李正武放弃了北京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跟随“三线建设”迁至乐山原二机部585所工作，中国核聚变研究正式启程。

  “1964年，肖坝还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最先来到乐山的科研人员不仅科研条件极差，就连基本的生活都没法保障，没有食堂，没有炊事员，没有仓库，没有房屋，所有的都需要自己动手。”王相星指着博物馆中一张展现科研人员自己动手搭建房屋的照片说。

  李正武任二机部585所所长期间，开始指导“中国环流器一号”装置的设计建设，同时领导全所等离子体物理与聚变工程技术的研究。1984年9月，“中国环流器一号”试验成功。1988年，李正武又及时提出了“中国环流器二号”的概念设计框架，成为“中国环流器二号”计划的早期基础。

  2013年7月30日8时35分，李正武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回溯50多年来时路，我国受控核聚变的开拓者们偏居一隅、忍辱负重，为实现强国强军梦，为让中国人挺直脊梁，他们将一生的芳华慷慨奉献，如今，“三线”岁月这首恢弘悠远的交响乐章依然回荡在乐山城南。